近年来，香港大力推进“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等人才引进政策，试图通过人口结构优化与人才流入，刺激本地经济复苏。仅2024年一年，相关人才签证的批准量已接近14万宗，若将受养人（配偶与未成年子女）一并计算，涌入香港的新移民总量达数十万人，其中95%以上来自内地。这股人才洪流为香港注入了新鲜动力，但随之而来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矛盾。
一、教育资源成为焦点：福利滥用引发民怨
香港向来以优质的教育体系和丰厚的公帑补贴吸引人才落户。根据现行制度，只要持有人才签证，其未成年子女即有资格在港接受本地12年免费义务教育，甚至以“本地生”身份报读大学，并享受由特区政府提供的学费资助。目前，香港本地学士学位学费为每年4.45万元，而非本地生则需承担16万至20万元不等，差距高达四至五倍。
正因如此，教育福利一度成为内地家庭申请香港身份的重要驱动因素。然而，问题也由此而生。部分持“高才通”身份的新移民并未真正落户香港，既未在港居住，也未在港纳税，却通过“受养人”安排将子女送入香港学校，享受完整的教育福利。这种现象被广泛诟病为“挂名入境、实为占利”。
二、“考试移民”争议扩大，港人质疑制度漏洞
在2024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中，以非全日制自修生身份报考的学生人数激增至2538人，是2021年的13倍，许多港人将这些学生称为“考试移民”。部分内地社交平台甚至公开传播“香港身份+教育福利”的“操作指南”，将人才签证包装为子女教育的“捷径”，引发社会普遍不满。
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批评有内地人士通过“高才通”获得香港居民身份后，并未在本地发展，却以“港人港税”身份享福利，更安排子女低成本入读本地大学。这番言论引发舆论共鸣，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堵住政策漏洞，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
三、政策急转：居港门槛大幅提升
在民意与政界压力下，香港特区政府于2024年7月31日正式公布收紧教育福利申请门槛的决定，明确“本地生”资格需满足新的居住条件。
根据新规，自2028/29学年起，申请以本地生身份入读资助大学课程的学生，须在入学前连续两年实际居住香港，且每年离港时间不得超过90天。此规定旨在杜绝“挂名居港”现象，确保教育资源优先服务于真正以香港为家的人士。为缓冲政策冲击，港府设定了分阶段实施过渡期：
1、2026/27学年前入学者不受影响；
2、2027/28学年起需在港居住至少一年；
3、2028/29学年起正式施行“两年实居”新规。
此外，港府还规定，新移民子女必须在首次获得入境处文件时未满18岁，方可申请本地生身份。即便子女拥有香港居留权，若未达到实际居住年限，亦只能以非本地生身份、支付全额学费入读大学。
四、从放水到优选：政策演进映射移民逻辑
香港移民政策的发展路径，本质上是一场“含金量”与“选择权”的动态博弈。当人才供不应求时，港府愿意以开放姿态吸引资源；而当申请者趋之若鹜之际，制度自然会倾向优中选优。这种“有进有退”的调整，既体现了香港移民制度的弹性，也映射出特区政府对社会公平与制度正义的高度敏感。
对于真正希望在香港发展、扎根的家庭而言，新政并非限制，而是对长期承诺的肯定与保障。相反，那些只把香港视为“跳板”或“捷径”的人，未来恐怕将越来越难以“轻松过关”。正如一句通俗比喻所说：“金子越纯，火烧得越烈。”香港身份的价值，正源于它的稀缺性与严选制度。面对未来愈加精细化的政策趋势，唯有真实落地、长期规划的移民行为，才能真正享受到“以港为家”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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