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第二本护照被视为全球高净值人群的“通行证”与“保障书”，它不仅象征着身份的多重属性，更是一种避险、资产配置与国际流动的战略工具。通过祖籍追溯、资产购买等手段，不少人轻松获得陌生国度的公民身份，享有便利的出入境、教育、医疗与税务安排。然而，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与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这一“灰色通道”正逐步关闭。第二本护照的获取门槛显著抬高，曾经绕过制度的捷径正在被严密封堵。
1、实用性驱动下的“护照热”
长期以来，护照的功能早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英国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在欧盟自由迁徙的权利，导致不少人转而寻求爱尔兰或其他欧盟国家的国籍。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印度、尼日利亚、俄罗斯及中国等国，出行不便与签证限制促使当地富裕阶层将加勒比国家的“投资入籍计划”（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CBI）视为通往世界的跳板。
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曾报道的案例所示，一位名叫乔纳森・米勒的英国人主动放弃本国护照，转而申请爱尔兰国籍，只因后者为其提供了更广泛的全球通行权。这种现象的背后，凸显的是护照的工具属性已压倒其文化与情感归属意义。身份本应体现一国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责任感，如今却沦为一种可交易的便利工具。
2、意大利开出全球“第一刀”
面对祖籍追溯政策带来的身份泛滥与行政压力，意大利成为首个明确“封堵”血统通道的国家。新规明确指出，仅有直系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意大利者，才具备申请资格，彻底终结了早先可追溯至1861年统一时期的宽松制度。
该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数以万计的南美申请者以“曾祖辈”为由获取意大利护照，导致领事馆系统不堪重负。外交部长塔亚尼公开表示：“申请意大利护照，不是一场为了去迈阿密购物的游戏。”此举不仅传达出国家对身份制度的严肃态度，更象征着“便捷护照时代”的结束。
护照与“品行”的原始关联
从历史源流来看，现代护照制度源自中世纪欧洲的“安全通行证”，其初衷在于保障旅行者在各城邦间通行的品行端正。英国护照至今仍保留“以国王之名请求通行”的传统语言，强调国籍背后的信誉与信任。
但在现实中，这一尊严已被“支票簿公民身份”所取代——只要具备足够资本，即可在某些国家获得护照。更荒谬的是，有企业甚至为虚构国家提供定制护照，国旗、国徽、甚至国号皆可自由组合，仿佛身份已沦为娱乐工具。
3、黄金护照的黄昏
意大利的改革仅是全球趋势的缩影。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国家的投资入籍项目，近年来遭遇欧盟、经合组织的强烈批评，主要问题集中在“身份洗白”、洗钱、金融不透明及腐败风险上。
塞浦路斯因在无有效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向不合格申请人发放护照，不得不于2020年终止该计划。马耳他虽提升投资门槛，仍被欧盟施压暂停多个国家的申请渠道。而曾凭借护照“畅行欧洲”的加勒比国家，如今也不得不收紧政策，转向“邀请制入籍”，仅接受具备创新能力或可持续影响力的高净值人士申请。
葡萄牙与爱尔兰更是彻底终止了黄金签证制度，前者目前积压近90万件移民申请，引发司法争议；后者则因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激增，在2023年决定关停相关通道。
4、公民身份的“去商品化”趋势
这一系列政策变化的本质，是全球对“身份商品化”的深刻反思。过去，公民身份可以像奢侈品一样被交易，护照成为精英阶层配置资产、规避风险的工具。然而，随着国际监管收紧，国家主权与身份认同被重新唤醒。
瑞典、丹麦等国正修订入籍条件，不仅延长居住年限，更要求申请人展现真实的融入意愿与自我维持能力。这表明，公民身份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责任型契约关系”——它不再是一种可被购买的标签，而是一种需通过文化认同、语言能力、社会贡献所建立的深度联系。
在新的全球秩序下，移民政策的剧变已不容忽视。从护照制度的便利性转向责任性，是各国重新确立国家认同与制度安全的必然选择。对于寻求第二身份的群体而言，未来将不再是“谁出得起价钱谁就能入场”的游戏，而是对归属感、贡献度和长期融入能力的全面考量。在身份全球化的浪潮退去之后，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能够与国家形成实质联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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