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瓦佐夫斯基（俄国最伟大的海景画家）：海难
说学术成果
萧瀚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诚不虚也。当代学术管理制度中的所谓的“学术成果”，便是“今之学者为人”最好的注脚。这不仅仅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许多大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也这么无聊。
从字面含义看，学术成果就是学术方面的成果，论文是也，专著是也，发在报纸上的专业评论也是。这些东西，在今日的中国大学，都成为教职晋升的主要砝码。
学术创作，毫无疑问，也是一种精神产物，它本应当是学者对某些问题发生兴趣，经过潜心研究之后的创造物。从其来源而言，是学者要解决某个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也许萦绕在他们心中许久，不想明白，就很困惑，所以学术创造是因为困惑和排除困惑、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所致，是一个言说、表达、讨论和得出结论的心灵和创作过程。它最需要的状态是心灵的高度自由，心无旁骛，不为他事所累，不为柴米油盐所困，不为名声地位绑架，只是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很单纯，很“傻”，真正的学术创造与一切创造一样，都得有点“痴”劲儿。
这样的学术创造原本就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合理的学术制度保障之下，学者尚很难做到。然而，目前普遍的学术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远离了这一目标。大学或者研究所里，一旦将所谓的“学术成果”当作教职晋升的主要衡量标准的时候，就产生了几大不可避免的弊病。
第一，从学术精神角度讲，这样的评价机制导致了倒果为因的结果。
学术成果本来是用来评价学术能力，决定学者教职升迁的，但这时正好相反，大量的学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教职而去寻找学术主题，为了这教职才去写论文，于是学术便成了登龙术。
第二，学术成果的量化考核，制造学术垃圾，滋生学术腐败。
中国所有的大学都要求学者一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大学变成了养鸡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这种“文海战役”导致的结果，是无数的垃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制造出来，大量学术期刊无人问津，或者有人问津，也无非是同态复制，看的人是为了写自己的论文时可以引用这些论文，而写论文者绝大部分只是为了职称。大量的论文，一般只有两个人读，一个是作者，一个是发表它的责任编辑，如果还留下错字，说明编辑读得也很不仔细。至于学术成果的量化考核导致学术腐败，这是有目共睹之事，我就不细说了。
第三，真正有创见的学术成果变得异常艰难。
畸形的学术考核机制，导致了那些真正做学问的学者生活艰苦，治学条件差，心理压力大，一部有分量的专著也好，一篇优秀的论文也罢，都是需要下心力的，需要学术积累，需要斟酌推敲、苦思冥想。然而，在“学术成果”的催逼下，如果匆匆杀青，显然半生不熟；不顾一年生几个蛋的规定，许多福利、升迁机会就与你无缘。总之，真正的诚实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氛围下，异常艰难。
如果我的上述分析有道理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这样的状态？
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进入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后的学者，废除对他们所谓“学术成果”的要求与考核，将工作重心转到教学上来。
一定有人会说，我这样的思路太激进了，不忙，且听我慢慢道来，看看有没有道理。
一般来说，大学里任职的学者，无论助教、讲师、教授，都同时是教师，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学，因此，大学的中心工作、重心工作毫无疑问应当是教学。
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生产什么“学术成果”，而是教好书！什么是教好书？教好书，就是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快乐之钻研”的基础上，对学生循循善诱，引导学生也形成同样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与认真地做事。这才是绝大部分学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教书和育人。
如果大学只是将眼睛紧紧地盯着所谓的“学术成果”，盯着学者们一年能写多少字，由于这一切都与待遇相关，学者们的精力就不会在教学上，只想着今年还有几篇论文没完成，上课对付一下就行。这样一来，期刊“繁荣”了，垃圾推陈出新了，可是教学呢？往往荒废了。可见，以“学术成果”作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衡量机制是荒谬的，是本末倒置的。
当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之后，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学术创造力反而因此提高。为什么？因为教学相长。一般而言，大学里的学生人数是教师人数的十倍以上，那么来自学生的思考和疑问经常会给教师带来全新的思路，有些常年没想明白的问题，也许在某个学生不经意地提问中获得灵感，当过教师而且善于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教师，可能都会有这种体验。同时，以一般人心理而言，做大学教师的，也会希望自己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因此，专著、论文也会成为学者们的追求目标，只是在非考核状态下，他们的学术创作将是自由的，于是也就会纯正得多，质量当然会大大提高，因为“自由孕育真知”（何兵语）。有些学者，如果他们就是述而不作的人，不愛写论文、专著，但只要课上得好，学生教得出色，为什么就不能当教授？至少我觉得那些虽然写过几篇垃圾论文，但根本不好好上课的教师，更不配当教授。至于有些大学者，可能只适合独自思考、研究、写作，而不适合教课，那也可以在研究所里，专门做研究，不过依然不必强迫他们出什么学术成果，对他们，给他们越多的自由，他们的成果会越丰硕。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8年没开课，最后论证了300年的数学大难题——费马定理，怀尔斯了不起，普林斯顿大学的管理层更了不起，只有这样宽容的大学，才会产生怀尔斯这样伟大的数学家。
可见，一个好的大学，不但要对学生因材施教，还要做到对学者任堪其才。
在一个印刷品泛滥的时代，多几本书少几本书，多几篇论文，少几篇论文，本来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人为地制度性地制造垃圾，那就是大问题。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在正常的学术界获得较为中肯的评价，这种评价未必是说出来的，但是作者的业内口碑和著作本身的销量，一般而言是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当然有些学问，有些思想，连知名度和著作销量都不能做参照系，这些作者，他们自己心里有数，他们的自信足够支持他们的寂寞，认识到他们价值的人能向他们表达敬意，他们的价值就已经实现，他们本不在乎得到多少在世的承认，因为他们相信未来会承认他们——他们往往是最纯正的学者。
创造本非易事，尽量给创造者提供条件，创造依然艰难，因为创造本来就是精华产物，它与数量无关，只和质量有关。因此，至少无论如何不要愚蠢到逼着别人去创造，这是对创造不见血却最残忍的扼杀。
不过，大学或研究机构在聘请学者的时候，还是要严格考核应聘者的各方面素养，我以为当有这几项：品德、治学严谨度、讲课的口才、学术潜力、已有学术成果。但是，这些考核内容必须首先满足好教师的条件，如果这一条不能满足，其他的再好，也不能聘请，例如，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其他什么条件能不能满足，都不能聘用。因为，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是一种具有一定圣职性质的职业，一个负责任的高校管理层，不可能允许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去给自己的学生授课。一般而言，品质往往与才华连在一起，才华出众品质恶劣的人或许可以搞研究，但没有资格站讲台——至于低才败德之人，不管是不是打着学者的旗号，无论大学还是研究所都不应接纳。
为聘用学者而考察时，对不同年龄段的学者，考察内容应有差异。例如对一个才30来岁的刚刚毕业的博士，对他们的考察主要是是否喜欢教学工作，治学是不是严谨，口才是否基本达标，有没有学术潜力，就够了，至于学术成果，可以不必要求。而对于一个五十岁的人，一般而言，应当考察其各方面的素养。特殊情况下，例如没有明确的学术成果，那也要听取业界口碑，尤其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的看法。再者，一个教育行政者，在与学者的个人交往过程中，也应该会对其品质、学识各方面素养有较为准确的判断能力。
总之，目前中国大学对学者以所谓“学术成果”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完全是舍本逐末。教育行政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教学才是本，学术成果是认真教学、师生教学相长的必然产物，如果片面地追求什么“学术成果”，唯一的结果，就是制造垃圾，同时也必然是对教学和学术的双重贻误。
现在，该到了是非颠倒回来的时候。就像孕妇怀了孩子，9个月才能足月，难道非要她两个月就生下来吗？一个那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聪明的脑袋想不明白：
教学工作做好了，会没有学术成果吗？
2008年1月26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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