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批判——书市神话的背后以及时代的一个大泡沫
（一）
《萌芽》杂志依着新概念一炮而红了，韩寒也依着新概念一炮而红了。但新概念在初期，在第一届到第二届的间歇期里，还是韩寒一个人的新概念。第三届新概念，甘世佳也得了一等奖，只是直到现在连电影都快拍出来了，依旧也只是白色里泛出那么一点红而已，比起韩寒来，就太不成气候了。由此可见，一个瞩目的韩寒是异常成功的。从当时媒体追捧的程度上来看，却是让不少新概念的后来人难以望其项背。不可否认，韩寒参加新概念那两篇文章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也足以体现一个年仅十七岁的作者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与大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杯中窥人》，看似不恭的玩笑般的文字里隐隐闪现出了能够直面和挖掘中国人骨子里的某些劣根性的锋芒与才气。如果就此走下去，收敛一下刻薄，添上一份严肃，韩寒还能算一个不错的社评人士。只是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个，他想当作家。 当作家并不一定要写小说，但是一个不碰小说的作家，在其文化历程中总显出一丝缺陷，一丝后气不足，一丝力道不够，连写散文写上了手的余秋雨先生，在最近也忍不住哆哆梭梭地捧出了和小说无大异的——至少我在我看来既是如此，一本记忆文学作品《借我一生》。既然如此，韩寒在此时是没有理由沉默的——原因是此时找韩寒出书的出版社所展现的一定是春秋战事一般的鼎沸。顺势而行，《三重门》便诞生了。我也许琢磨不透那句“我要写出一本类似《围城》的小说来”的话到底是韩寒一时间头脑处于逻辑梦游当中忽然语言失态，还是出版社操盘手方面抛出的炒作性言论，但是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毒品性言语——一时在市场上的取胜以及日后在文化界的无可立足的事态的始作俑者。其一，《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和一位并不成熟的伪作家，《围城》作为一本小说，其文学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关于这个，《十作家批判书》中已经讲得十分详尽，我在这里也不必多尽言语。但足以想见的是，依着一个伪作者写出来的伪文学作品的葫芦画出来的瓢，实在难以避开原作品已遭受的种种怀疑的类似的怀疑。韩寒，跟错了人。其二，《三重门》落入《围城》的写作模式之后，韩寒并没有老实的去强化这种写作模式，而是选择了给这种模式一套文学的装束或称之为借口。我们可以想见一位来自日本的相仆穿上收腰的中国传统旗袍的样子。不是旗袍不好看，而是真的不合适。
韩寒努力在做的是让这本《三重门》更加具有小说的意味，在延续了钱钟书先生一贯的调侃和吊书袋的特性，秉承了钱先生时不时的黑色幽默巧比妙喻后，强行将本文拖如了低能情节的谷底，如韩寒自己所言，“我小说里的主人公懵懵懂懂地过活着，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惊涛骇浪的情节。”这本书着实只是用文字游戏和低能情节构成的劣质编制品，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Structuralist critics主张“作者不再是无所不在的意义创造者和赋予者，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无人称的中介或空间（an impersonal agency ,or “space”）.于我看来，任何对小说语言的刻意压制，助长，导向，都将使小说陷入严重的畸形，作者如若不能跳出语言环境创造模式，进入语言环境引导模式的话，他的小说本身所能承载的社会现实意义与作者所舆图达到的目标，将大相径庭。
（二）
固然，对社会教育制度的严厉批判是韩寒模式的最佳选题，换句话说，如果韩寒没有对教育制度的批判，而是单纯从人性，道德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批判的话，韩寒的成功与现今相比，将是微乎其微的。人性，道德，如此种种的选题早已是先人口中的阐语。手上的念珠，数的详尽，念的生茧了，尽管教育也不是没挨过砖头，只是两千多年来，没人能够动摇这种根深蒂固的学习应试制度，中国人的本性里头，如老舍先生所悲哀的，做惯了“安善良民”，作惯了“顺民”，谁都懒得起来反抗了。十年寒窗也不过仅仅十年而已，那也大抵不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已。比起站出来推翻一种制度，况且还是各位不淌读书这混水的大部分人民认为无关痛痒的制度，重要的胆识，远见和勇气，就只能是沧海一束了。当这群读书之人他曰功成名就，一跌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他们不仅不会因为自己被这种愚蠢而可笑的制度玩弄这么久之后而愤怒羞耻，反而敏锐地发觉这种所谓的“ 应试制度”是让那些究其一生依旧不得举的人以及那些可畏的后生来抢他们的饭碗的可能前面的一堵厚厚的墙壁。守城之人是不会自己推倒城墙让敌人冲近来的，统治阶级亦是如此。于是，中国的教育体制陷入尴尬，甚至“规范”得过兴的“八股取士”也大摇大摆地站出来，立在中国教育史的某几页的缝隙上，维持着自欺欺人的冠冕。 韩寒在这个时候走出来，关键是在其依旧保持着学生的身份的时候走出来，不论此种震撼之于教育来说是否显得轻于鸿毛，可以肯定的是，当今的学生，将“教育”二字放在其对立面的太多太多了。而一本书的销量与走势，很大程度上是与其所接口的读者群的大小紧密挂钩的，一本骂教育的书，给读者所带来的新鲜感和给市场带来的文化刺激确实不小了，这便是“韩寒”能够成为一种现象，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的代表的根本原因，仅此一点，新概念的后来人们便望尘莫及。但是，选题的成功并不代表小说的成功，一个文本的成败是绝不能单单地从文本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来评判的，更何况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掺杂了势利，浸染了炒作，添入了某些偶然。 一本书的成功对于韩寒来说是不足以满足的——当然，这里的成功指的是市场炒作上利益大丰收。紧接而来的是一本叫《零下一度》的合集。“如今的书市场是这样的，当一个作者的莫一本长篇取得成功之后，会马上有人凑上来问：我帮你出本合集，有兴趣吧！”。此时，韩寒便搬出了反正闲置也是闲置着的各种短篇作品，包括有点可看性但已经“文老珠黄”的新概念获奖作品以及穷极无聊的《眼中…》，再以及丢人现眼的《夕阳依旧美丽》。我在这里用了相对激动的语言，完全处于对《眼中…》当中那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尖刻语言的鄙夷和耻笑。再者，《零下一度》中加入了附和《洗澡》的多篇批判教育的文章，这时候，切入点已经找准，书商们也明白“教育”是块能卖上好价钱的好肉，于是和韩寒一道刀戈相向，尔后顺水推舟应运而生了套用翻版《三重门》的《像少年啦飞驰》。以谋财为宗旨的《毒》，再以及稍微回过点味来的《通稿2003》。《通稿2003》作为一本批判教育的杂文集——或者称做谈话集，韩寒的确在逃避用典从前在《三重门》中有意承接的钱钟书式的吊书袋用典也也基本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主观说极其浓厚的“我看……” “我觉得……”“我说过……这样的写法有两个好处，第一，不会因为用典的失误而造成文本的硬伤。最多也就是因为认识的疏忽而使言论变得偏执可笑。这一点上韩寒比余先生要聪明，中国读者在骨子里对中国文化细节的重视要超过对人文方向，价值选择的重视。忽略了文化细节的文本，或者根本把文化细节弃于一旁，更多的加入个人观点和感性认识，中国读者是不会说什么的。第二，这样的写法是可以毫不负责任的。《零下一度》当中韩寒曾说过：“我以前说错了，现在我更正，其实数学只学到初一就可以了。”并且表示他所说的只学到初一，是针对他而言，因为句子前面有一个“对于我来说”。如此看来，韩寒以后也难免会因为炒作或玩票推翻自己从前的种种言论来博取舆论的轰动。
（三）
前面说过了，韩寒的出现以及其以“批判教育“为切入点的文本形式的出现都是必然的。而“韩寒现象”脱离单纯的文本范畴而提升到了一种“文化“的层次。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的符号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式，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这里“韩寒现象”应归纳到社会文化的范围内，如果韩寒能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变得更加理性和公道，以严肃的批判态度来将此种文化提升为社会共识，不仅可以将其自身的文本正道，更可能因其文本而引起社会教育界对自身的反思，和改进而被划入文本批评的一个纪典。其自身也可因为成为“借兴育人者”“善于以感性修饰去教育或感化别人”。但韩寒终究放弃了这一切，他的理由是“同一话题多说几次就无聊了。”其实话题自身并没有无聊的嫌疑，这句话不妨改成：“同一话题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过多的讨论是很无聊的。”事实是韩寒没有深入的探究过教育问题，并非教育问题已经被韩寒在《教育真伟大》中说：“我的胜利就是教育的失败，我的失败却并不是教育的胜利，这样说来教育是亏定了！”这句话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其实我们应该说教育不会失败，至少教育还不会因为韩寒而失败；但是韩寒必定失败，因为教育不允许韩寒在这场论战中成功。最终的结果是韩寒避开教育开始了新的旅程，旅程的名字叫《长安乱》 。
到了《长安乱》，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韩寒也算走到尽头了。同样的幽默笔法，中国能超越韩寒的人太多太多了，脱离了教育这块宝地，韩寒真的会失去很大一批既痛恨教育又被教育桎梏着的读者。同时，我们亦可以清晰地看到，《长安乱》为韩寒寻得的新读者并不会比韩寒丢掉教育而失去的读者群庞大，因为没有太多武侠爱好者会去看一个作者的文字游戏，也不会有太多的爱看韩寒骂教育的看客会，宁愿陷进一个无聊江湖的无聊人物所进行的无聊并且无趣的打打杀杀当中。读者群出入的不平衡将是一个作者受欢迎程度走下坡路的开始。同时，我也并不愿意相信一个开始模仿网络小说，忽视作品的现实力度，陷入缓慢低级的情节，热衷反复的文字游戏的作者，能够在其作品创作上取得创造性的突破或者在作品的原有成绩上试图深化和升华能够成功。
“一个作者写到七十万字之后就该拖出去杀了。”从这个基础出发，韩寒是必死无疑的，从他现在的作品里，已经隐隐泛出了“死亡”的前兆。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有敏锐社会观察力的作者，没有再次获得新的优秀选题再次重新辉煌的可能。至少在现在的大陆市场，随便出本书也能卖到几十上百万本的作者依旧是十分罕见的。所以，韩寒依旧有存在的必要的，至少市场还需要一个能够哄骗读者掏腰包的说客。
韩寒，该死，亦该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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