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苏茜•博伊特(Susie Boyt)
2007年12月21日 星期五
我本以为，看着潜在买主围着我们可爱的房子闲逛、在楼梯地毯上留下几乎擦不掉的脚印是无法忍受的——但实际上这却很有趣。这就像是在一部不太优秀的戏剧中扮演一个戏份不多的演员，剧中人物比较粗略，但对话却非常具有启示意义。与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事情一样，这有点像是权力斗争，而且我不完全确定平衡点在哪里。有时候我觉得权力在我手上，因为只有买家真的非常好时，我才想卖给他们。而在另一些时候，当我听到自己痛苦做出的装修决定被大肆嘲笑时，我根本不觉得自己很强势。
“你不能带点‘人'过来吗？”我向房产经纪抱怨道，“你到底从哪找来这些人的？”例如，那位身高7英尺、目光犀利的斗鸡眼银行家想把所有东西都撕碎，挖个地下室，敲掉所有墙和天花板，然后重头再来。他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潜在客户。我想，对有些人而言，建筑是生活中唯一允许表达暴力的方式。当另一对夫妇穿过房子的时候，厌恶地摇着头，仿佛他们是在调查一个破旧败坏的小镇似的。“没有那么差！”我想喊出口，但我的自尊占据了上风。
一位朋友7岁时列出的丈夫必备条件清单包括传说中的“必须拥有金黄色头发，必须是核裁军委员会（CND）成员”。对于审查潜在买家，我还没有做到那种程度，但确实有搅生意的人。我不喜欢把房子卖给一种人——看了一次就告诉我，她给房子判了死刑。不过说实话，这样的事情很少在看房子的时候发生。
我丈夫温柔地要求我，一定要保持理智。他没有担心的真正理由。我不会做坚持等待一位朱迪•加兰（Judy Garland）粉丝来买我的房子这种事。但我确实希望我的房子成为一个舒适的家。
我母亲的建议非常有具有代表性：“每当我卖出一幢房子时，”她说道，“买家总是看上去最狡猾的人。他们往往是那种不会让你失望的人。”
对于我们即将搬进去的房子，我们必须得通过一次审查才行。我们与房主见了几次面，跟他们坐在一起吃他们的饼干，而他们也在上下打量我们，以寻找道德上的力量。甚至没有人提到房子可能要出售。我们一边谈着我们的希望和梦想，一边在大腿上逗弄着孩子。他们说，“我们能看出她很受宠爱”，我们微笑着示意。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房子卖给任何人。
当我们第二次去时，他们的儿子记起1990年曾跟我一起坐过一辆出租车。这让我担心，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事让他形成了这种记忆。但是没有，显然事情非常“愉快”。
通过这些会面，我们与卖主熟到了可笑的地步。这种情况更像是发生在小说里——喝茶、聊生与死，以及手边的水果——我们变得非常爱空想。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似乎非常幸福和幽默。如果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有一天我们也能变成他们吗？我们的孩子也会像他们的孩子一样成为医生吗？我想问他们是否有可能作为房客继续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因为这种不假思索的邀请过去曾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找到那么好的人来买我们的房子，因此略有些失落。一时间，真的仿佛是世界末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