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淘金者列出了许多不喜欢华人的原因，但在澳大利亚和欧洲，早在淘金热之前就存在着对华人的排斥情绪。欧洲人一直抱有优越于其他种族的种族优越感，担心廉价的中国劳工抢了他们的饭碗。
带走澳洲的黄金:
几乎所有来澳的华人，都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他们只是怀揣着发了财衣锦还乡的目的来到澳洲。虽然许多欧洲淘金者也有同样的打算，他们指责华人没有把黄金用在本地，而且藏起来再带回中国去。
华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来到澳洲。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省份，特别是广东各地，百姓遭受残暴压迫，民不聊生、社会无法可依。为了家庭寻求更美好的未来，他们逃离压迫，许多人到海外谋生。
鲜明的文化差异与欧洲人的行为戒律格格不入并引起进一步对华人的歧视。华人对道教或佛教的虔诚使许多欧洲人在心目中认定，中国人都是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
尤其让欧洲人鄙视的是，华人把吸食鸦片的习惯以及新型的赌博-番摊，带到了维多利亚洲。1867年，由芭拉瑞特具有一半福建血统的牧师，杨威廉对居住在维洲乡村华人居住地所进行的普查显示，在维洲乡村地区的9中心，至少有50个华人赌场和80家鸦片店。他还估计，每10个华人中，至少有1至2人经常赌博、至少4人经常抽大烟。
越来越多记载表明，这一时期鸦片被认为是社会的邪恶，而此时，在欧洲的淘金者中间广泛存在着酗酒。普查记载了：
“华人吸食鸦片的严重恶果重则浪费了大量的金钱、损坏了身体；轻则给社会带来了懒散和无用人员。在这个殖民地，华人过度吸食鸦片。每10个华人中就有4人吸食鸦片成瘾。 华人通常以华人为群体在一起干活，而不和金矿的其他民族的淘金者融合。华人把家庭和宗族放在首位。赴澳的经费和在澳的生活费用往往是由家族承担。抵澳后，通常同一家族的人会以同乡会的名义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这样做既可以互相保护，也可以互相帮助。这把他们与欧洲淘金者分离开了，从而导致了欧洲人几乎没有机会了解中华文化，而且许多人还认为，华人无定形，可能很容易超过金矿的欧洲人”。
华人的服饰和身体特征以及呆板守旧立刻使他们与其他淘金者格格不入。大多数中国男人留着长辫子以及他们独有的服饰和走路的方式常常引来欧洲人的嘲笑。
波兰矿工塞维林·考哲霖斯基把华人矿工形容成“身材矮小，小眼睛和留着长辫子，在辫子顶部系个穗显的辫子更长。他们走路时看上去很滑稽，因为他们通常是以100多或更多人一起行走，就象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跟在后面。他们通常不是大步行走，而是小步挪动, 看上去像小跑，每个人肩上挑着扁担，扁担的两头挂着装有生活必须品的箩框” 。
在以欧洲意识形态为主的地方，华人的这种鲜明的形象更让欧洲人感到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往往是在家族协会的鼓励或坚持下，一些华人通过采纳欧洲人的服饰和礼仪，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其他华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形象。
在欧洲淘金者和工人当中，与华人对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其寻找黄金、工作和找女人结婚的机会受到威胁。
当时，有文件详细记载了与华人采矿对立的主要原因：华人通常不去与欧洲人竞争金矿，而是到欧洲人开采过的矿去开采。他们常常能够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废弃的金矿里又发现黄金，这更激怒了欧洲淘金者。
在黄金开采期间及后来，随着新兴城镇的农业和其他产业中的发展，欧洲人有时会感到抢饭碗的威胁。在欧洲人和华人有相同技能技能如木工的就业领域里，采取了一些不雇用华人廉价劳动力来保护欧洲技工的措施。当时制定的劳动法要求：要求华人生产的家具必须打上“亚洲劳工”字样 。然而，这通常对华人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照样干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行业，如市场园艺和种植中草药。
在欧洲人与华人之间，还存在着为了极少数女性而竞争的摩擦。在淘金潮时期以及之后，相当多的华人男性与欧洲妇女有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在金矿早期，有些欧洲妇女还频繁访问华人的宿营地。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关系能导致婚姻，但华人淘金者和欧洲妇女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