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在英国是一个变化不断，高度竞争的行业。在90年代后期，随着国外几大低价零售商的进入，以及特易购，赛斯伯里氏和西夫韦三大超市的激励竞争，国内的市场日趋饱和。这使得零售这个行业进入了重塑市场地位的高度竞争阶段。而这同时也使得零售商不断改进技术手段，也此来吸引顾客，保持消费者对他们的服务和产品的忠诚度，如采用消费忠诚信用卡吸引消费者本人和其家人的兴趣等手段。为此，很多零售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kwik save就觉得自己一方面面临着不断提供折扣的销售商的挑战，一面则是市场地位不断重整的主要食品零售商的挑战，而在这样的夹缝中他艰难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此外，更多的特产零售商也蒙受着损失，如冰岛的零售商发现转向有机冰冻食品市场的策略简直就是灾难一场。然而，为了竞争而做的市场调整尽管冒风险的，但是结果证明还是有其赢利性可言的。特易购并购了苏格兰当地的williamlow，并对供应链中各种高质量食品，如肉类，新鲜水果和蔬菜等做了进一步改革，希望以此超过他的竞争对手赛斯伯里氏，抢占先机。此外，特易购还通过组合食品和冷链技术的提供，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成为了该领域的领头羊。与此相似，asda，通过在1992年和1995年间的资产重组和有效执行政策的调整，在其扩大并重整了的零售商场开始以稳定的高价获得盈利，并且到了90年代末晋升成为四大最具规模的零售企业中的一家。

    考虑到食品产业中危机不断，而零售业在世纪交替中却不断发展壮大，或许这也算是众多意外中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个。尽管食品监管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但是英国的零售企业还是尽自己所能的融入到消费者的文化中。实际上，零售商经济实力的增强，能更好的诠释食品监管过程的发展，因此，在消费者和政府的眼中他们无疑是质量保证的主要监护者。

    对此，1999年到2002年的这段时间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食品供应产链中的经济问题和监管问题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而如果通过市场重整，零售企业完全占据了供应链的主导地位，那么公众会因此担心食品供应会不会集中在少数供应商手中，相应地，生产者也会担心零售商会不会控制整个生产链。在2000年给竞争委员会的有关零售商的意见书中，很多议会议员都清楚的表示对此的担忧：一边是零售商权力的不但增大，另一面是公众和生产商对于由此带了的风险的担忧，其中多数代表来自农村地区，他们或是代表一些市场不断被挤占的零售商或是一些地方上的大型零售商。

     1999年4月到2000年9月间竞争委员会开展的调查，表明了对于零售商权利的政治关注已经首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调查委员会把问题集中在了三个方面：1公众对于英国零售价格日趋高于其他有竞争力的欧盟国家和美国这个问题的观点；2 农产品价格和零售价格的明显差异，表明了零售商们正成为农业危机中的受益者；3有关巨大供应链的影响会导致很多城市高层腐败的担忧。

    欧委会在对零售企业的积极作用做了一年左右的调查，在商讨和思索后作出结论认为，如今整个产业的现状还是让人满意的，既有广泛的竞争，又没有过高的价格也没有所谓的暴利。因此，竞争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对零售企业再实行进一步的监管。虽然对于零售企业权力过大的争议已经诉求到竞争委员会，但是考虑到零售企业已经承担了过重的监管成本，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再给零售企业施压。而出台保证零售企业和供应商之间公平操作的操作规范，贸易工业部门还在斟酌思考中。

    上述我们讨论了组织和监管上的变革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零售商对供应链的影响力。接下来我们提供两个有关激烈变革的例子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一个是英国生产商面临的乳产品和牛肉生产的局面；另一个是在欧盟框架下不断增多的来自零售商的游说影响。

    2000年的疯牛病危机表明对于政府和零售商而言，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于混沌的农业产业的管理力度。而从政治和经济上共同弱化生产商和小规模加工商的权力更是明确地说明这一点，而这些生产商和小规模的加工商被认为是最难控制。对上述食品生产链的相关部门是否采取更为严格地操作准入制度从而保证质量的提议依旧在争论中，而即便要靠这个措施保障零售商自称代表家庭主妇所主张的食品质量的标准性，长期性也困难重重。

    对于农民们，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他们从红肉中所获取的价格收入。生产商和当地的加工商都感觉到了政府和零售商一方面在减少对于他们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要求他们降低价格。价格收益从农民手中转到零售商手中，这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交易距离的缩短使得零售商从中的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在政府的许可下，零售商更进一步的掌握了经整合后由他们主导的食品质量监管的主动权，扮演起看护者的角色。对此，一些农业组织给予了很直白的表述，他们把这个称为零售商的利益分肥，并把他作为价格收益转移的主要原因。然后环境农村食品事务局的竞争保障部门和相关的办公室指出了造成这个问题其他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由于疯牛病危机后增加产业链监管所增多的成本；第二个是肉类产量的减少导致了价格的上升，相反的，由于零售商控制的加工业者对于兽皮毛皮的工业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毛皮，没有切割好的产品价格反而下降了；第三个是零售商主张由他们自己切割肉类产品以改变这个产业链的不平衡。到了90年代后期，农民们直接把牲畜送入市场，由此英国境内的屠宰场和由零售商主导的大型肉类加工厂不仅直接接受不断降价的牲畜，而且在寻找让牲畜可以更快进入最后加工和零售渠道的方法。由于零售商和政府为了更好的执行他们所谓的更卫生，更严密的监管体系，而定义了一些“无用原料”的标准，从而导致了生产商们成本的不断增加。

    把上述原因综述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生产商和不具独立性的加工商为此承担了增加的成本。而相对的，零售商则有更大的自由在供应链中选取质量保障的食品，并转嫁自己的成本，至少在肉类的供应中他们已经做到这点。四个原因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其中任意一个，造成了价格收益的转移以及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力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一方面加剧农业危机一方面重塑零售企业的市场地位的监管过程，已经对生产商，加工商和食品消费者等产生了实质影响。举例来说，在威尔士的乳类产品企业到2000年剩下不到1200家，远远少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