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是个近200多年来一直发生在加拿大土著人身上的事情。现在的一代人是被加拿大政府养大，他们要求政府去补偿他们没有兑现的诺言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所忍受的辱骂，包括对那些从自己家里被带走，强迫去住在天主教堂开办的寄宿制学校里面的个人的补偿。这些学校的目的是教育本土孩子们白人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很多孩子都遭遇了那些答应去关心和教育他们的人的虐待。

      几百年来，由于哥伦布和其他探索者的地理失误，这些人被错误地认为是印度人。那些探索者们以为他们已经在印度着陆了，而实际上他们离印度还有几十万公里。在最近发表在我们地方报纸的给编者的一封信里，一个本土领导者嘲讽地说他对于别人叫他是印度人并不生气。他只是很感激哥伦布没有错把北美当成土耳其。我认为目前的在政治上恰当的名称是原住民，因为这个群体是由很多部落组成的。

      今天，大部分加拿大的原住民在被保留的土地上生活着——他们的土地是根据和几百年前声称其它土地都是殖民地的欧洲人签订的条约划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要允许原住民有足够的空间继续按照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生活：一个自给自足的捕猎和群居的生活方式。今天对于究竟哪些土地在条约里是分出来的有很多法律争论。在现代社会单靠土地生存已经变得很不现实了，那些依靠这些土地生存的大部分家庭也已经转向依靠政府分发的物品和福利生活了。

      在那些保留地上，失业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长时间的失业导致了长时间的酗酒和吸毒问题。酗酒和吸毒又导致了暴力，最后导致了家庭破裂，高自杀和杀人率。本土罪犯占据了加拿大修正系统人口中最大的比例。保留地上的生活条件也几经恶化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起其他加拿大人口所享受的生活标准，他们的生活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更为相似。

      问题是怎样变得这么糟糕的？首先，那些和本土人签订条约的欧洲人没有预见到那块看似巨大而荒凉的大陆有一天会变得人口那么多，或者许诺给原住民的土地的价值会变得如此无法估计，或是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生活方式的人们的后代会根据失效的条约去要求归还他们失去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尝试着去纠正我们祖先犯下的错误。这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业，因为目前被争论的土地大部分属于私人的，因此需要制定一些协议去测定土地的现金价值然后再去公证地分发这些钱。

      我决不会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和罗马天主教堂的领导者们没有把报偿归功于那些尊严和生活方式被剥夺了的人们。很显然原住民仍然在忍受着。在去调查了几处地方包括马尼托巴湖北部的几处（那里的条件更糟）后，我可以去证明在保留地破败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加拿大的纳税者保持结算新住房的税单，人们就会失去他们保留自己房屋的动机。有动机才会有拥有权。我知道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并且世代的贫穷是不容易改善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保留地失业的人们没有投入到建造和维护自己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工作中去，而是依靠政府去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

      很不幸，一个民族几代来因为错误而忍受贫穷和种族歧视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历史充满了战争，侵略，有计划的灭种，屠杀和帝国的建立。人类有能力去对另一个民族残暴。我们这一代去改写那些错误的历史有没有可能性呢？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把每一寸土地都还给那些土地被抢走的祖先们吗？我们又能回去多远呢？即使在那些第一民族的各个部落里，在欧洲人在美国出现的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战争和侵略。

      我想要指出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现在在加拿大居住的白人都是那些在北美殖民的欧洲人后代。当今天本土人的祖先们由于受到英国和法国的侵略者侵略而屈服的时候，我的祖先们正在欧洲逃跑于天主教堂的追击。我是一个在16世纪形成再洗礼派教徒运动的欧洲人的后代。天主教堂对清教徒不是很友善，因此他们对清教徒的迫害是很残忍的。你可以在T.J. van Braght写的1951年门诺派教徒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Martyrs Mirror的书里读到我祖先们所受的折磨和死刑，以及他们的勇气和坚韧。这些迫害导致了一群再洗礼派教徒逃亡到一起，后来又致使了门诺派，阿们宗派和哈特派等异教徒的组织的形成。在1762年当门诺派教徒（我的人们）逃到当时的苏联后，他们受到了凯瑟琳二世的欢迎，并且被鼓励在那定居和耕种土地。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安全了。

      他们留下来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874年全体军事服务法（门诺派教徒被要求无暴力活动），国家指导部在1881年的所有指示都要求用俄语表示（听起来熟悉吗？）的要求等一系列裁决的出现。接下来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讲德语的门诺派教徒被怀疑成敌人，并且被无情的掠夺和毁坏了他们居住的村庄。在1928年，强迫农场集体化开始了。这些状况的结果是，几批门诺派教徒选择移民北美。我的祖先去了加拿大的马尼托巴湖南部，在那里他们在政治上安全了，也可以去买农场，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在1915年，马尼托巴湖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新的教育法，建立了省级对教育的控制并要求在所有学校里都讲英语（看到了一个模式了吧？）我曾祖父母的那群人看到了这些新法对他们生活的威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移民到了南美的巴拉圭。我的祖母就住在这里，因为她已经结婚生子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学校里不得不学英语，在我这一代，已经有很少的人能再流利得说我们的遗产——卑贱粗俗的德语了。

      回到我最初的比喻——给一个人一条鱼。加拿大政府已经提供给几代原住民他们每天需要的鱼了，（例如，福利保障）。恢复他们的尊严和经济独立是一个首要任务也是一个必须。继续我的钓鱼比喻，只教给一个人如何去钓鱼是不够的。你还要确定他能找到一个仍然有鱼的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