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我根本不相信当前危机下半年就会好转
4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参加了索罗斯为新书举行的媒体电话采访会，向索罗斯提出我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采访会的要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次贷损失还未充分显现
美元地位动摇暂无人取代
问：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已经见顶？
答：IMF估计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我认为此次衰退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目前损失仅限于银行所持若干金融工具的贬值，还没有反映出银行贷款质量的恶化。这只是到目前为止的损失，不是最终结果。
问：请评论一下次贷危机对对冲基金的影响。
答：一般而言，对冲基金都经历了“去杠杆化”，不论它们是否宣称自己是“市场中立”的。银行也一样，许多银行的行为跟对冲基金相似，也运用杠杆等相似技巧，用结构性投资工具把头寸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现在它们也遭受了“去杠杆化”。
问：去年8月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同其他股市，例如中国股市相比，美国股市表现相对平稳，是不是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所致？
答：确实美国股市相比香港
等股市下跌较少。主要原因是股市规模更大更深、投资者主要是机构，当然，市场对政府防止衰退抱有希望也是一个原因，不过现在市场已经承认衰退现实了。我想主要是股市深度和机构投资者为主这两个原因。
问：美元何时见底？如果民主党人当选美国总统，美元是否会重振？
答：“我确切地知道美元何时见底，但是我没有透露的自由。”——呵呵，这是我的一个老笑话。不过在这里我有把握地讲，一般而言，其他国家已经不再愿意储备美元了，所以它们才会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已经丧失了，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形势。但问题在于，还没有任何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所以就导致了“索性逃离一切货币”的大逃亡，用其他资产代替货币资产，这恰恰也是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策略。这便导致了商品价格上涨，扩大了通胀幅度。这是目前这一阶段的一个新特点，也使各国政府左右为难——同时面临衰退和通胀，而两边各自的解决方案又是互相矛盾的，政府在应对任何一边的问题时都会感到束手束脚。在这一点上，本轮危机有别于过去几十年的其他危机，所以我说这次危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不是一个通常的危机。
问：美国是不是会面临同日本一样的“失去的十年”？
答：有类似之处，比如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也是由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导致的，同房地产泡沫也有关。当前的危机肯定比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更长，它们说下半年就会好转，我根本不相信，没理由相信。
但如果银行能够压缩损失，获得再融资，它们就能比日本更快复原。日本的衰退为时很久，这是市场应变性的问题。
重建偿债机制走出困境
问：你曾说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力的结果。监管者现在该做什么？
答：一点没错，监管者要么是没尽到监管责任，要么是乱监管。因为它们头脑里的观念不对头，老觉得市场是会自动调节，达到均衡的。其实根本不会，从历史上看，市场达到均衡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它们还认为只需要控制货币供应就行了，其实也应该控制信用状况。事实上，信用和货币状况并不一定协调一致，对扩张信用的冲动或厌恶会导致繁荣－萧条循环和泡沫。近几十年，监管当局不接受控制资产泡沫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如果要控制资产泡沫，就必须控制信贷扩张，控制市场参与者的杠杆使用量。它们应该引入保证金要求，并且根据市场情绪来调整保证金要求。在市场情绪过于狂热、产生泡沫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提高保证金要求，给疯牛泼一瓢凉水。它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做的，美国是有50%的保证金要求的，但是如今形同虚设。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工具啊、衍生品啊什么的绕开这一要求。这就是监管跟不上市场发展的地方。由金融创新发展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市场完全是不受监管的。这是我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
当然，并不是更多的监管就一定好，关键在于监管的质量。过去的监管之所以失职，很大程度上是指导原则有错误。所以我在新书中提出了若干新的监管原则。如果不对监管的原则和监管者本身所受到的激励进行考察，而简单地加强监管，情况只会更糟。要知道，不仅市场是不完美的，监管者也是不完美的，它反应更迟钝，而且更官僚主义。所以我们要对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行为、激励和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反思。
问：你曾经说，担心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将是下一个大麻烦，请说明一下你的这个观点。
答：在我的新书和《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来，CDS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大的业务，目前市值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债的五倍！它发展这么快恰恰是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在市场繁荣时期投机，而无需借债，只需很少的资本，就能建立巨大头寸，而且还能预计风险，并从中获利。这一切做法都是不受监管的。这就好比是一家不受监管的保险公司。合约一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人会履行其义务。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不信任，就像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这柄剑一定会掉下来，因为一旦发生违约，一方将会发现，对方（比如某个对冲基金）根本无法履行义务。所以，重建偿债机制和合约诚信是很重要的，那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对策之一。
人民币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
问：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目前正受到争议。你认为香港是否会放弃该制度？由于港元随美元下跌，与人民币的汇率差距加大，港元是否面临更大的投机压力？
答：香港特区政府不会放弃该制度。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固定汇率制度之一，其他的还有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倒是有可能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它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也确实想这么做，但是它们受到美国的压力而不能这么做。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该制度的决心很坚决，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改变。至于港元面临的投机压力，目前我没有觉察到。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胀压力？
答：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输入的。高企的粮价和能源价格是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我认为目前已经有通胀趋于稳定的迹象。当然，人民币升值本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农业部门可能受到廉价进口粮食的冲击，但是目前粮价这么高，中国的农民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了。中国还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因为欧元比人民币升值幅度还大。实际上人民币兑欧元反而贬值了，欧洲人肯定会觉得不公平，从而激发欧洲的保护主义，所以就更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
问：请谈谈粮食价格和通胀。这对亚洲特别重要。大米是否真的短缺？政府该怎么做？
答：我认为目前的高粮价与恐慌有关。特别是那些粮食进口大国，如果它们也是能源进口国，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受到重创，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不过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效果也不同。很自然的一种冲动是提供补贴。但补贴可能会造成很大干扰，而且某些国家的财政也负担不起，短期内可能有帮助，但长期来讲非常危险。另一条出路是调整汇率。例如中国就在尝试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抑制通胀，而且似乎有成功的迹象。但升值的办法只有那些拥有巨大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才能采用，因为它们的货币只要放松人为压制，就会自然升值。但对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恐怕是用不得的，一用情况会很糟糕。
索罗斯继续唱空全球经济“60年超级泡沫已经破灭”
他认为，《巴塞尔Ⅱ》是彻头彻尾的失误，必须重新修订，为未来全球金融新秩序确立框架
马俊
继今年1月发出“6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之后，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又出版新书来阐释这一看法，其中再出震撼市场的判断——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已经破灭，目前的危机正在为这场泡沫清算，而全球金融体系也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秩序。
这位被称为“打劫了英格兰银行的人”、掀起亚洲金融风暴的投资大师，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全球金融体系，并频频发表见解，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次贷危机的成因和意义。
在他看来，此次危机是“以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萧条－繁荣不过是这一轮超级大周期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超级泡沫”如今已经破灭了。
在索罗斯这本名为《金融市场新范式：2008年信贷崩溃及其意义》的新书里，他用繁荣－萧条－更大繁荣，或者信贷扩张－紧缩－更大扩张的循环模型来解释当前的危机。
昨日，索罗斯在为其新书举行的媒体电话采访会上向《第一财经日报》解释，之所以有这种循环，是由于政府对信贷扩张不加控制，容忍运用杠杆，这是房地产泡沫的成因，也是其所谓“超级泡沫”的成因。
他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政府一直在支持信贷扩张，一旦信贷扩张受阻，它们就会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让信贷变得容易。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就造成了一个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这个泡沫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要说“清算日”，“清算日”就是昨天——它已经到来了，就是我们正在目睹的这场危机。
另外，他表示，至于中国内地，除了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中国很大一部分是较少受到外来影响的，不过中国还是会受到外部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影响，从而间接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等。这场全球危机，中国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索罗斯将这本新书命名为《金融市场新范式》，寓意一个新的金融秩序即将来临。他说过去相对稳定的形势如今已经走到头了，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
他认为，一般而言，由于在认识经济运行时受到主导性的旧模式的蒙蔽，我们往往无法正确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无法看清它既同市场参与者，也同市场监管者不完美的认识有关。我们往往低估这种不确定性，而且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发展步调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相对确定的时期和不确定的时期相互交替。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因此，索罗斯向《第一财经日报》强调，这会产生也必须产生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意味着，有一些游戏规则将被改变。比如经济、金融当局开始更加关心资产价格泡沫；不仅仅控制货币，也开始控制信贷等。当然，很难准确预言这种新秩序到底会是怎样的，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当前危机作出何种回应，以及在过渡阶段如何行动。
索罗斯说：“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肯定。在我看来，《巴塞尔Ⅱ》是彻头彻尾的失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重新修订，制定一个《巴塞尔Ⅲ》出来。那个《巴塞尔Ⅲ》应该就是新秩序的框架。制定这个新框架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而我希望我新书当中的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到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