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上周五在他的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一百岁。翻出这篇旧作以示还念。）厌恶旅行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开篇写道：“探险只是人类学者工作中无可避免的障碍之一而已，它把光阴平白地消耗掉。”但连斯特劳斯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一趟本是无可奈何的旅程，却让他与结构主义在法国马赛港的彼岸——纽约不期而遇。德尼·贝多莱在斯特劳斯的传记中将他1941年3月搭乘“保罗·勒尔曼上尉号”轮船的这次航程形容为充满“孑然一身，漂泊的不确定感”的避难之旅。战乱中的流离固然可堪扼腕，只是在这叹息声中，又有多少人能听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抗争与辛酸。与1935年远渡大西洋至巴西的闲适旅程不同，斯特劳斯像“递解囚犯”一样在机动保安队的严密监视下登船，与三百多人一同挤在狭小的船舱里。但他惊讶地发现，与自己搭乘同一条船的，还有列宁的“亲密伙伴”维克多·塞尔日以及安德烈·布勒东夫妇。作为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孙子，血液中流淌的艺术气息让他与后者一见如故，不仅仅是用谈话和对《超现实主义宣言》的讨论来打发“烦恼和不适”，斯特劳斯曾经坦言，“我从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