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谌旭彬【载于本刊红版2009年第九期】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过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就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汉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汉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们的结论是：“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这场著名的辩论，最终是魏征获得了胜利。许多年以后，唐太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历史学家们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时，激动不已地呼喊出了这个名词：“贞观之治”！ 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