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马修斯和迈克尔多罗万的案子引起了人们对好人如何变坏的思考。尽管香侬已经在儿童风险登记处登记在册了，但是社会福利中心依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其必要的帮助，世人的冷眼旁观无疑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困扰香侬的情境因素是她长期生活在诸如马修斯和多罗万那样的不健全的家庭中。这既不是对他们卑劣行径的解释，也不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找的借口，而是一个诱因。审判的证据显示，马修斯和多罗万都存在潜在的邪恶动机。他们之间的社会动机导致了邪恶潜意识的释放，并将罪恶之手伸向了一个九岁女孩。

香侬马修斯的绑架案

在一家社会服务机构的心理学报告中，马修斯被描绘成“先自己后孩子。”这意味着极度自私的性格，香侬绑架案的发生预示着这种自私走向了极端，成为了罪恶。有人说多罗万像个流浪汉，也有人说他像一个幻想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1980年一部电视剧里的角色名。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了钱情愿让马修斯利用，并且参与实施了绑架。他用绳索捆绑香侬，还给她灌食安眠药，种种这些行为暴露了他性格中粗鲁的一面。至于他的这种性格的暴露是否和马修斯的操纵有关，这一点存在争议。

阿道夫希特勒

当代的罪恶主要体现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上。阿道夫希特勒，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少年时遭受父亲虐待，19岁在外流浪。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他受到母亲的宠爱。他觉得他很特别，但当他的母亲去世，留下他一个人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时，他心生怨恨，人格被扭曲，但还算不上是邪恶。

一战时他因在西方战线作战英勇而两度授勋。当他离开部队时，他对那些使德国蒙羞的人充满了愤怒。战场上的厮杀深深的影响着这些士兵，他们都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地狱般的经历。希特勒已经将他那扭曲的心态推向了深渊的边缘。他造成的救世主情结和仇恨犹太人的记录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都可以看到。

当希特勒的个性与他所处的环境剧烈的碰撞在一起后，他的邪恶原原本本的显露了出来。如果没有世界大战，希特勒将仍旧一无是处，默默无闻的呆在奥地利。他的邪恶也不会暴露。

纳粹德国

德国人是怎么将这种鼓惑人心的救世主情节推向毁灭的？纳粹宣传的力量无疑是将希特勒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的一个重要因素。纳粹残忍的封锁一切批评言论和负面的消息，监禁或杀害了所有的反对者。当一些事情公布于众，纳粹允许人们表现出无知的一面，对丑恶事物视而不见或许是人类的本性。

 为什么“好”人会做出这种“坏”事？我们不应该小看“遵从”的力量，当当权者许可你去做错事时，你很难保持思想上的独立。行为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可人们却并没有下意识的决定改变他们的道德底线。受害者从来都是这样。

斯坦福监狱实验

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暴露了人类本性的黑暗面。1971年，一组配合默契的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被指派去一所模拟监狱扮演狱警和囚犯，之后的几天，这两个群体产生了两极分化。同时产生生理和心理虐待的囚犯数量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其中一些感到非人虐待心理的囚犯完全崩溃，实验被早早的停止了。

全体成员一同改变行为去适应更为糟糕的情况，这种效力再次被显现出来。个别的囚犯不再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存在，而仅仅只是战俘营里的一个不知名的成员罢了。狱警及其团队对战俘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厌恶，战俘们则是尽可能的去反抗当权者的霸行，并且试图寻找机会逃走。

阿布格莱布监狱

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路西法效应”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当美国军方那些该死的虐囚照片被媒体公之于众时，全世界为之震惊。监狱当局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重现了斯坦福监狱试验的一幕。自上而下的特权为酷刑和性虐囚犯的行为提供了许可。“良好”的美国民事和军事当局确确实实的犯下了邪恶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