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店店员，因营业不佳，布店歇业，改做小摊贩，依然卖布为生。一天，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男子来和他闲聊，他说了一通今不如昔的牢骚话，岂知那男子——是个便衣！
上述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什么时期？A 明朝 B 清朝 C 北洋政府 D 国民政府。
答案：以上都不是。此事典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时间是1950年代，地点是上海外滩黄埔公园，布贩的下场是劳教。
《沪上法治梦》属于“百年人生丛书”，这个系列中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最为著名，配合《露沙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一起阅读，效果更佳，文化艺术出版社已经想我们所想，于2003年将两书合并出版。除此之外，“百年人生丛书”还有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等。最近用了两个晚上读了其中的文洁若《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和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无限庆幸自己生不逢时。否则，不在放荡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
两本书分别讲述文艺界和政法界往事，我对前者比较熟悉，对后者非常陌生。《南方周末》（2003年1月9日）曾经刊出《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109/xw/tb/200301090814.asp），那篇文章跟《南方都市报》（2008年2月26日）最近刊出的《南街真相》（记者：上官敫铭，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802260081.asp）一样，都是常读常新的新闻。政法界遭受的清理绝不亚于文艺界，大概由于政法界不像文艺界人士那样长于言辞，所以一直鲜为人知。
《沪上法治梦》附录之一是刊于《新民报晚刊》（1957年5月19日）的民盟司法座谈会旁听记，与会者指出很多工农干部担任审判员，闹出笑话，有人举例：一个区法院受理一件强奸案，女方说自己的生殖器受到对方损伤，不料审判员说：“只有男子才有生殖器，怎么女子也说有生殖器？”还有审判员把“必须”和“不须”混淆，把“引渡”理解为“用小火轮船弄进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恶毒攻击司法工作的“毒蛇”很快受到惩罚，撰写这篇旁听记的作者也被打成右派，主持这次会议的何济翔更是陷入无尽的灾难。
附录之四是最初发表时未曾署名的《杨门浩劫》（作者：陈秋斯），主人公杨兆龙是著名法学家，解放前曾任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1957年在《新闻日报》撰文《中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随即成为上海法学界第一个“大右派”。他困顿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张先生，这位朋友表示可以帮他偷渡出国。杨兆龙当年放弃出国、留在大陆，没有出国的意思，但是一个学生兼同乡受他株连被打成右派，将要发配新疆，杨兆龙于心不忍，托张先生帮他偷渡。不久之后，这个学生兼同乡托张先生传来便条，已经成功偷渡。杨兆龙对张先生愈发信任，正好次子也被打成右派，将要发配新疆，他再次委托张先生，可是这次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两人关系依然密切。1963年，杨兆龙被捕，次子随后入狱。十三年后，杨兆龙经过特赦回家，见到女儿就问张先生近况如何。女儿告诉父亲，他的学生兼同乡在监狱蹲满9年刑释之后专门上门告知：他根本没有偷渡成功，而是直接被公安人员抓走，张先生是位特殊化的神秘人物，他的友谊非常“危险”。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一位朋友讲到这段，两人突然感到全身发冷，仿佛两个幽灵在讲述第三个幽灵的故事。
以上提到的书几乎都在打折书店有售，这是好消息，更是坏消息，这说明历史正在被遗忘。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赞同把所有责任归咎于审查制度。“百年人生丛书”完全是公开发行，印数多则不过几万，少则如《沪上法治梦》，只有5000册，居然还在大量打折。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