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图片来源：http://www.sd-china.com/art/artmj/qinshengzhou/images/000.gif
朋友们，很遗憾，本博客的好友已满额，无法再添加，敬请谅解。
追遠堂按：即日起，本博客将陆续上传2000年——呵，都8年了——写的系列文章——《法眼看水浒》六篇。2000年的时候曾经在中评网上发表过，目前尚有一些网站在转载，但许多转载者不知尊重版权，乱改标题者有之，乱删节内容者亦有之。现将这些文章重新发表于此，以澄清混乱。
2008年1月20日
淄衣风雪艰辛，含冤黑昼苍茫
论武大郎
萧瀚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
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鲁迅《故乡》
世界上最可贵的是这种人，最多的也是这种人，不声不响，忍辱含垢，克勤克俭，用劳力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同时也养活全世界。
——聂绀弩《论武大郎》
自《水浒传》传世以来，许多人除了喜闻乐颂于那些所谓英雄好汉的事迹之外，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嘲笑武大郎了。不为别的，只为他矮、长得丑、又是做炊饼的，而且更“有趣”的是，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也被人奸占了，最后，一杯毒酒魂归离恨天。多“好玩”啊，是不是？
因为这么“好玩”，在我们的各种民俗风土资料里，都有武大郎的身影，什么“武大郎开店”（骂他矮，还借他骂嫉妒的人）、“武大郎提干”（骂搞裙带关系）“潘金莲的男人”（嘲笑他戴绿帽子）等等，不一而足。施耐庵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给武大郎，可武大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名人，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孔子是谁，武大郎是谁却一定知道。“武大郎？不就是那个‘三寸丁谷树皮’吗？不就是那个做炊饼的吗？不就是老婆很漂亮，因为偷汉子，把他给杀掉的那个人吗？”说的人必定还带着笑。
是啊！我们的前人，还有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笑了那么多年。也许，我们的后人会继续笑下去…
勤劳怎么致富？
是的，武大郎做炊饼，这正是他勤劳的标志，他象那个时代所有百姓一样，为了谋生，必须劳动。他干的活当然只能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做炊饼，典型的小本生意，每天挣的够他过日子，养活妻子。这不是很好吗？他不偷不抢——是的，他没有又偷又抢的能耐。他“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第二十四回）不可能当官，失去了偷抢的最大可能性；他没有弟弟武松的好武功，别说打不了老虎，连人也打不了，别说打不了人，连保护自己都做不到，失去了偷抢的第二个本领。他只有一双手，一双勤劳的手，以此谋生。他的活很苦，冬天，伴随着他的是凛冽的西北风，他的手就在这刺骨的寒气中和面，也许会通红、会皲裂，甚至有可能冻坏，可是不做炊饼，也就没有他自己吃的炊饼；夏天，伴随他的是似火似烧的骄阳，搭个遮阳小帐篷吧，里面象个蒸笼，汗水浸淄衣，一天的劳作都在这里了吗？不，还要讨好收税的人，讨好所有可能欺负他的人，碰上象泼皮牛二这样的主，还不知道有没有完，这就是武大郎的生活图景。
没错，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这并不妨碍别人。他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这就足够了。每一个时代，过得最为平凡、朴实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没有攻城掠地、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一言九鼎的熏天气焰，炙手可热、万人欣羡的权势。然而，社会财富是他们创造的，他们的观念是那些时代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们正是构成社会的最主要成员。聂绀弩先生在他那篇精彩的《论武大郎》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最可贵的是这种人，最多的也是这种人，不声不响，忍辱含垢，克勤克俭，用劳力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同时也养活全世界。”如果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武大郎们就是真正的人民，而不是所谓的“人民”。
有一种历史，在其中生活的人，谁要是勤劳，富裕安宁的生活就会远离他们。武大郎不可能致富——因为他勤劳。宋徽宗可以为所欲为，他是“朕”；高俅、蔡京、童贯们可以花天酒地，他们是高官显贵，有的是万贯家财，因为他们不勤劳。他们也许连炊饼是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们所有财产都来源于“炊饼们”。西门庆们可以开个“生药铺”，“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第二十四回）也能做个财主，养几房小老婆。对了，都说无商不奸，那就做个奸商，一本万利，无须去做什么炊饼。宋江、戴宗们自然有人孝敬钱钞，可以出手豪阔，一掷千金，上了梁山来钱更方便，唯财是举——山下不是来了过往客商吗？杀了这干鸟人，夺了他们鸟钱，反正钱又不是正经做生意挣来的，不是花力气种的，也不是和面和出来的，大碗喝酒，大快吃肉，大秤称金银，小秤称珠玉，日子过得也潇洒、快活，强似那种田地做炊饼的。
谁的生活也不会比武大郎过得差，只要他不去劳动。勤劳致富只是人们自我安慰、自我幻想罢了，没有谁见过勤劳致富的人，也没有谁见过辛勤劳作后致富的记载，《水浒传》里没有写过，其他的古典艺术作品中也没有见到过，要到正史里去找，更是扯淡。
谁让你不是武大“狼”？
不仅勤劳不能致富，有时，最基本的贫穷然安宁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武大郎无疑是善良的，他不损害任何人，他也没有想过要损害谁，武松不在身边，他永远被人欺负，“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阳谷县）赁房居住。”（第二十四回）象武大郎这么善良，甚至善弱的人，在清河县被人欺负，呆不住，到了阳谷县也一样呆不住。可以想象，武大郎被多少人欺负过，受过多少人的不屑目光，受过多少人的嘲弄戏谑，受过多少人的随便谩骂，受过多少人无缘无故的拳打脚踢，他又多少次委屈地流泪，多少次伤心地向妻子哭诉，多少次抚摩着被打的伤口。没有谁想过不应该欺负他，没有谁关心过这个卑微的人，哪怕给他一点点安慰，也没有谁想过替他伸张正义，更没有谁想过他也是个人——跟所有人一样有人格尊严活生生有七情六欲骂他会委屈打他会痛苦会伤心的人。身体的伤口会愈合，心灵的伤口却象刀刻酸腐的深痕印迹，也许永远磨不平，去不尽！而且这所有的伤痛，永无休止地伴随着他生活的所有空间，所有时间。天下之大，却难寻他半寸立锥之地！
在欺负他的那些人眼里，他嘴不能骂，文不能写，手不能武，腿不能踢，就是个废物。是的，武大郎是懦弱的，他没有任何生存手段，除了辛勤劳动；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不愿懦弱，他的懦弱是无奈，无奈，无奈，可是不懦弱又能给他带来什么，除了得到更多侮辱，还能有什么？好在武松回到身边，终于扬眉吐气了，谁也不能再来“相欺负”了，可是小弟才走了短短一个月，大郎就命赴黄泉，这哪是人活的世界！在这么一个吃人的地狱，善良和无能是同义词，善良和懦弱是同义词，善良和挨打也是同义词。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命运就是任人宰割。在狼群里，没有羊的生活法则。武大郎是羊，狼群的生活法则就是要有利爪，要会撕打，没有这些能耐被打被杀活该他倒霉。在狼群里生活，就得是狼，不想做狼也得做狼，武大郎是武小羊，不是武大狼，他的死不是偶然，是一个必然。
是啊，谁让他不是武大狼？若有万贯家财，谁敢来欺负？若有千斤蛮力，谁敢来欺负？若有个高官显贵的亲戚，又有谁敢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动他老婆，试图破坏他的幸福？在那个世界里，一切安身立命都来源于权力、武力、财力，没有其中的一项，就不能生存，你用你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为自己扒命，出力出汗，流血流泪，是笑柄，是低贱，甚至是罪过！这么一个“三力分权”的世道，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我们在法国作家雨果的笔下，看到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在那个世界里，我们看到人性的丑恶，更看到人性的崇高和纯美境界，同样的一个小人物，冉阿让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那是因为雨果爱他的主人公，而施耐庵写武大郎仅仅是为了衬托武松的英雄，他根本就不会热爱他笔下的武大郎，我们看不到施耐庵对武大郎的半丝同情。在《巴黎圣母院》里，我们见到了也许比武大郎相貌更丑陋的夸西莫多，可是由于他的高尚品格和雨果对他深切的爱，使得这个艺术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获得了永恒，获得了不朽。作家是一个社会的心灵，他们最敏感，他们能见到一个社会叽里旮旯的一切，他们本应最富有同情心、最有爱心，最有慈悲的胸怀。孟子所谓“恻瘾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也许不能说施耐庵没有恻瘾之心，比较缺乏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施耐庵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写武大郎，是那个社会的产物，我们无须过分地苛责他。不幸的是，社会正是人的产物！鲁迅先生所痛切的麻木不仁也正是那些时代中，人与社会的共生物，这是鸡生蛋，蛋孵鸡，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施耐庵写出了这样的小说，而且流传至今，只能说明我们前人生活的社会里，人们普遍缺乏同情心、缺乏爱心，缺乏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简直就是我们历史的耻辱。
从郎才女貌到“狼”“财”女貌
武大郎的不幸，好象全在老婆上，潘金莲太漂亮，这似乎也是武大的错。按照那个社会的标准，仿佛象武大郎这样的人，就只能娶一个跟他一样矮，一样丑，一样没有那么多心眼的女人为妻，要是没有，那就只好打光棍。潘金莲也可怜，那大户要报复她的不顺从，倒贴钱，白嫁给武大郎。嫁给武大郎这样的人，潘金莲不愿意，也是人之常情，是的，他们没有爱情。许多人为潘金莲鸣不平，觉得她嫁了这么一个丈夫，真窝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种观点好象有它的道理，但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潘金莲是漂亮，然而不见得非嫁一个貌若潘安，才如子建的人，就天公地道。作为普通的人，谁都希望嫁一个有钱有才，有相貌有地位的男人；谁都希望娶一个如花似玉，温柔体贴，忠贞不二的老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是人类的正常心理，本无可厚非。但是，万事都有个度，门当户对也不能强调过分。古人的门当户对观念常常就有过分之嫌，它主要是对人硬件的要求，并未涉及到对人的软件要求，所谓的软件就是比上述才、貌、地位都重要的人的道德品行。
假设有两个男人可以选择待嫁，一个有一副漂亮皮囊，且才华横溢，位至三公，却心如蛇蝎，另一个则是一般的庄稼人，长相一般，或者比较丑，但心地善良，是不考虑两人道德品行的巨大差异就义无返顾地投入那漂亮皮囊的怀抱，还是仔细掂量其人其品，宁可嫁那个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丑八怪呢？这恐怕很难有标准答案。唐朝李林甫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人所共知，因他害人日久，结下无数仇人，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常常更换地方，怕人暗杀他，甚至经常弄得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睡哪里。嫁给这样的人，别说享受什么荣华富贵，不被吓死，就算阿弥陀佛了，有什么幸福可言？跟这种人谈情说爱，你甚至都搞不清楚他有没有正常人的情感，除非你也来个心如蛇蝎，否则，根本不可能门当户对。武大郎与西门庆之间的差异当然还没有达到我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即便如此，西门庆品行不佳却有目共睹。潘金莲喜欢上西门庆决非偶然，她为了自己的幸福——从书上的介绍来看，西门庆一勾引，她就欣然上床，这也许很难算是爱情，倒更象是欲火攻心的结果。为潘金莲翻案也罢，鸣不平也罢，都同情她有恋爱自由，看来翻案翻错了地儿，鸣不平成了聒噪，同情了半天，人家潘金莲不见得领情。
说穿了，在武大那个时代，所谓的“郎才女貌”，注重的无非是物质性的东西，并不十分重视精神性的内容，前面说过，那是一个“三力分权”的社会，一个男人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他就得有其中“一力”，有权力，或有财力，再不济有点武力也行。象武大这样，什么“力”也没有，自然就连娶老婆的权利也被人视为不应该有。尤其娶了个漂亮老婆更是大逆不道——癞蛤蟆居然真的吃上了天鹅肉，这还了得！要配得上女貌，就得有“狼”，有“财”，端的是“狼财”女貌！你看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的？对于男人来讲，女人就是玩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他丈夫的玩偶，可是她要是跟中国以前的女人相比，她会觉得生活在天堂里，根本不用愤而出走。那么多人觉得潘金莲不该嫁给武大郎，甚至同情他谋杀亲夫，为潘金莲翻案，无非是一种过分的怜香惜玉心理作怪，为她惋惜，觉得潘金莲这个尤物没有发挥最大的玩偶效用，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在他们看来，那些有“狼”、有“财”的人，纳妾可以一二三四五，只要精力充沛，再多上十倍，不但不被认为荒淫无度，反更受许多人羡慕——你看他住在温柔乡里多快活自在！象武大郎这样的人，所有的幸福都应该与他绝缘，他就该什么权利也没有，吃不得好的，当然应该；穿不得好的，自然也应该；他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给人取笑，给人欺负解闷，除此之外，他几乎就没有其他存在的价值。他太幸运了，幸运得不成体统，居然娶了个老婆，更居然还是个漂亮老婆——于是，所有的嫉妒、恶意、三尺垂涎就都象潮水一样汹涌而至。潘金莲这么漂亮，当然应该嫁个好人家，所谓好人家就是那种又有“财”，又有“狼”的人家，仿佛只有这样世道才公平！好在潘金莲并不甘心嫁了武大郎，替她惋惜还算公道。万一，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武大，引起的敌意一定会更多更大。“嘿！这人不是有病吧，嫁了这么个人，可惜，可惜！”——说的时候，一定流着口水，光着眼。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男人们这么想，女人们更是如此，她们也总是以嫁给那些有“狼”、有“财”的人为荣，她们最注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品行——品行又不能当饭吃，不但不能当饭吃，说不定还会砸饭碗，能当饭吃的自然是货真价实的饭及“饭们”——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至于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有德便是才”那是骗人的。潘金莲之所以那么不甘心，有她自己追求自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及其观念背景——“狼财”女貌，门当户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这些社会观念作祟，那个大户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报复她；没有这些作祟的社会观念，潘金莲也不会如此心不甘，情不愿；没有那些观念在作祟，武大郎又何至于受到那么多的嫉妒和嘲弄、侮辱和欺负，无法在清河县生存呢？
潘金莲冤吗？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女郎爱上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残疾人，只因为这个残疾人富有爱心，乐天知命，后来就嫁给了他，所有的人都祝贺他们，这事发生在国外，可以想象，这个女郎要是生活在中国古代，那绝对是个奇迹。我们看《巴黎圣母院》的结尾，夸西莫多来到艾斯美拉达的墓室，躺在她的身边，安详地合上了眼睛，当人们打开墓室的时候，他们一同化为尘土。我们被这样的结局所感动，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我们甚至希望他们生前就能够在一起，因为我们被夸西莫多的善良震撼了。我们并不要求潘金莲能够象上面故事中女郎一样，我们也不要求武大郎能够象夸西莫多一样，完全作无私的奉献，我们只要求他们能够象一般的人，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武大郎会比潘金莲做得更好，因为他比潘金莲要善良和宽容。
我们自然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要求武大郎不娶她，或休了她，让她改嫁，如果潘金莲不愿意跟武大郎过下去，她可以要求武大郎写一纸休书，休了她，武大郎既然那么“没用”，潘金莲要追求婚姻自主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潘金莲并没有作这样的努力，书里说她“为头的爱偷汉子”，所以他先是勾引武松，此计不售，反咬一口，说武松调戏她，好在武大郎并不蠢，了解自家兄弟，不信她那一套。后来，西门庆勾上了她——她本来就是那种“欢迎光临”的人，两情鱼水，如胶似漆，武大捉奸，碍手碍脚，先是在潘金莲的唆使下，将武大郎打一顿。可是，武大郎对她并不过分，他捉奸，被打、伤重不遂、奄奄一息——这时，潘金莲依然天天涂脂抹粉与西门庆幽会，不但旁若无人，还不管武大死活。武大郎没有斤斤计较这些事，只要求潘金莲好好照顾他，早日康复，否则，武松回来不会放过他们。这也算不得威胁，只能算是提醒，事实本身就是这样。武大的好心肠没有换得这一对狗男女的半丝同情，他们在王婆的挑唆下，一不作，二不休，把武大残忍地毒死，并焚尸灭迹，妄图逃脱那恢恢天网。
在这个过程中，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同情，只反映出她在西施貌下的蛇蝎心，从这个角度讲，她跟西门庆还真是般配。套用钱钟书先生的妙语，坏得那么般配，好比一幅对联，或是一联律诗。潘金莲这样做，她的所有理由都不能成立了，人们对她的所有同情也不再有合理的说辞，任何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幸福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任何人同样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和鲜血之上。我们从人的生命本身出发，潘金莲和武大郎拥有相同的生命价值，潘金莲有追求爱情（她跟西门庆的事就算它爱情好了）的自由，这是铁板钉钉的自由；武大郎的生命权利需要最起码保障更是不容置疑。潘金莲追求爱情幸福的权利跟武大郎的婚姻自主权是同等的两种权利，好比潘金莲的生命权利与武大郎的生命权利是同等的一样。在不危及潘金莲生命权利的情况下，武大郎的生命价值远高于她自由恋爱的权利。就象假设武大郎为了维持婚姻而逼迫潘金莲不得改嫁，甚至不惜以伤害她的生命或健康为手段，应该受到谴责一样，潘金莲为了自己的一欲之私，而残害武大的性命，同样不可饶恕。情无可恕，法更难恕。
结语
在历史的莽莽烟尘中，我们难以看到武大郎们挑着和面架的矮小身影，难以看到辛勤劳作的人们擦去面庞上汗水的身影，也难以听到暮色苍茫中沿街叫卖的嘶哑声音。甚至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难得看到他们布满皱纹的脸；被泪水纵横着沧桑而模糊不清的脸；我们也难得听到他们牛衣对泣、呼天抢地的余音——尽管这些声音常常围绕着我们的生活。是的，我们有过一个写《三吏》的杜甫，有过一个写《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关汉卿，有过一个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可是，太少太少了，跟五千年比起来，他们只是大海中的小小一滴水。
武大郎的悲剧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心灵震撼，主要原因不能归咎于读者，而应归咎于作者，施耐庵没有写出一个真正的悲剧，他没有让武大的善良感动我们，他在嘲笑武大。那些评论《水浒传》的著名评论家们，也没有人真正以武大郎为中心人物评价过他，在这些评论家们的眼里，武大永远只是个笑话，不值得同情，至多也只是武松的陪衬；他们也从未想过为这个屈死的冤魂，捐一掊同情的泪水，他们没有想过，在谴责潘金莲和悲悯武大郎这两件事上，后者永远比前者更重要，更能激起人们的慈悲心，同时也更有艺术上的审美价值。
几百年来，许多人早已习惯于跟着这部第五才子书，夫子嘲也嘲，夫子笑也笑，而且那么多年了，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地提醒过人们，我们是否该停下来，想一想，不再笑，并告诉后人，你们也别总是笑……
2000/2/17于京西漭潇潇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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